书接上回。
由于上级领导的重视，广州市公安局于是指派刑侦二队队长谭钧宣率刑警夏升重、陆宏图前往荔湾分局，与太平分局联合专案组会合，组成新的专案组，谭钧宣、彭友山分别担任正副组长。
次日，2月27日上午九时许，专案组接到惠福分局的电话，告知该区“富真金店”扣下了一名前往出售疑似布控赃物的男子，管段派出所民警正在店内等候专案组派员前往甄别。彭友山、谢毕生、陆宏图三刑警赶到“富真金店”，查看了被认为是布控赃物的那三件首饰。那是一条黄金项链，其做工这与布控通知中的部分被劫赃物特征相符。
“富真金店”店员老闵介绍，上午金店刚开门，来了一个年约五十的小老头儿，说有几件首饰想出兑，请金店估个价，说着，拿出两条黄金项链、一枚黄金戒指。店员老闵一看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这不是派出所下发的布控通知中的赃物吗？不过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说三件首饰都是真货，但价钱要由老板来定，同时请小老头儿到里屋喝茶，稍等片刻。然后让小伙计去报警。
见到警察，小老头连忙解释说这首饰是别人转让给他的。彭友山当即把把小老头带到荔湾分局讯问。
小老头名叫朱嘉发，从事西药批发工作，在行业内小有名气，朱嘉发有个习惯，每天清晨必去茶馆饮茶，六点去，七点半离开，一年四季风雨无阻。昨天早上，他照例前往其住宅附近的“大旺茶馆”，落座后不用吩咐，跑堂就沏上一壶大红袍，烧卖、馄饨各一份。他正吃喝的时候，来了另一位茶客，就坐在他那副座头的另一侧。那人要了一壶龙井茶、一碗三鲜面、两份虾饺。当时茶馆是不供应面食，如果客人需要跑堂就到外面单点，就在伙计出去的时候，那茶客转脸朝老三头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位先生，另一份虾饺是给您点的，麻烦您稍等片刻。”
朱嘉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。他是旧社会混过来的掮客，这种事经常能碰上，他自己也给陌生人点过茶点酒菜。于是朱嘉发冲对方拱手作揖，道声“多谢”，就这样二人就算搭上话了，二人一边吃喝一边闲聊。对方自称姓钟，名昙天，曾在广州做过十年小学教师。广州解放前夕学校关闭。他通过朋友的介绍，让他在广州郊区一所小学当校长。他现在住在附近的亲戚家，早上闲着无事，就来这家茶馆喝茶。
不大一会儿两人热络起来，朱嘉发也是老江湖，对方必有所图，果然，聊了一会儿，“钟老师”开口说起了缘由，他原先工作的那个学校的校长离开的时候，留下了一笔教员遣散费。其中给他十来件黄金首饰，让他在学校解散时分发给其他老师，可学校关闭后，他却不敢把首饰分发给其他教师。
因为那个校长亲戚被当地政府定为“反革命恶霸”，其家眷合家随其逃亡，留下的房屋财产全部被政府没收，面对着如此状况，“钟老师”哪里还敢代校长亲戚给一干教员发遣散费，于是就把那些首饰藏匿下来了，因此这次他随身带到广州想找个店铺出兑。可昨天下午问了几家金店，都说出售金银需凭户口本。他的户口在惠州，没带户口本，正为此犯难呢。
朱嘉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，这位“钟老师”是想借用他家的户口本去出售首饰。这事可不可以做呢？朱嘉发是生意人，遇事考虑的是利益，他稍一盘算，认为并无不可，不过户口本不是白借的，需要收费。对方见朱嘉发感兴趣，当即表示：“老兄您看着办吧。把户口本借我，我们一起去金店也行，我自个儿去也行；或者我直接把首饰卖给您，您来开价。总之，不能让吃亏。”
两人谈了一阵，最后决定由朱嘉发直接买下来，接下来两人讨价还价，议定以黄金价格的七折来计算。当时每两（十六两制老秤）黄金的价格是九十六万元，打七折就是六十七万两千元。三件首饰总共是二两五钱六分，合计一百七十一万五千二百元（现在的1.7万）。
可一百七十万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就算有也得放银行，可朱嘉发家里却有现钞，别说一百七十万了，就是再翻一倍他也拿得出。他是做西药的经纪人，当时都是现金交易，因此，朱老三家里随随便便就拿得出数百万现钞。
离开茶馆，朱嘉发把“钟老师”带到自己家里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因为朱嘉发盘算过，这笔买卖他至少可以赚七十万。这么轻松就赚了一笔，朱老三很兴奋，成交之后他还握住“钟老师”的手说，咱们这是一回生两回熟，剩下的货如果还要出手的话，尽可来找我，反正我家您已经认识了。“钟老师”自是满脸笑容，连连点头。
第二天，朱嘉发就拿着首饰去金店出售，结果就被控制了， 随后专案组对朱嘉发交代的情况进行了分析，得出两点不同的结论：有人认为“叶志仁”尝到了甜头，很有可能还会去找朱嘉发再次进行交易，他已经去过朱家了，没准儿什么时候就会找上门去，可以在朱家或者邻居家蹲守。可还有人认为，以“叶志仁”作案时所表现出的那份老到，他不一定会冒险找同一个买主，倒是有可能复制这种方式，再去茶馆物色第二个朱嘉发之类的人物。因此，大伙儿应该分头去茶馆查访这厮。
谭钧宣、彭友山交换意见后作出决定，指派一名刑警前往朱家邻居处蹲守，再请管段派出所派一名民警协助；其余刑警则分头化装走访全市各茶馆。两天下来，目标并未现身。第三天，也就是3月2日，线索出现了，却几乎使众刑警差点气死。
这条线索跟朱嘉发的那条可以说是如出一辙，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拿着首饰去“火凤凰银楼”出售，银楼悄悄通知警方，将其连人带物扣下。
这次拿下的那位姓马，五十三岁，是个回族。老马以前是给大户人家当管家的。他的东家叫丁荣通，是清末废除科举前最后一次科考中过举人，后来丁荣通去日本留学，参加了革命党。辛亥革命后，做了军政府的税务官，因此发了横财，老马就是给丁老爷当贴身小厮的，后来就做了丁宅的管家。后来丁荣通因贪腐被撤职查办，他立刻带着老马陪逃往日本。
1939年元月，丁荣通再度现身在广州，日本人委任丁荣通当了一名管理财政税务的官员，老丁则委任老马当广州警察分局局长。老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，但知道这是当汉奸，于是谢绝了东家的好意，表示还是给你当管家，于是老马又给丁荣通当了将近七年的管事。日本投降后，丁荣通被捕判处死刑枪决，老马予以释放。
丁荣通死后，老马相帮收尸，办理丧事后，老马找了份帮人管澡堂的差，这份差事自然干得很好。老马跟“迷魂恶魔”的相识，就是在他当管事的那家“清泉池”。
“迷魂恶魔”应该是已经料到朱嘉发出事，所以他销赃的对象改变了，不再找茶客，而是去澡堂物色浴客。广州解放才四个多月，形形色色的案件多不胜数，他料定公安局不可能抽出许多刑警来对付他，更没有警力去澡堂蹲守，于是就去了“清泉池”。
但“迷魂恶魔”他接触了几个看上去可能会成为朱嘉发那样销赃的客人，但不少人都缺乏兴趣，正当“迷魂恶魔”失望之际，老马主动跟他搭讪了。听到他和别的浴客谈及有便宜首饰可买，老马不禁动了心，其思路跟朱嘉发相同——这边收进，那边出让，一进一出，可以赚三成的差价，这种买卖只怕一辈子也难能遇到一回啊！两人谈下来的结果是：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
事后，专案组长谭钧宣决定：“看来蹲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，必须另外寻找新的侦查方向”。而就在专案组开会讨论案情的时候，消息传来，“迷魂恶魔”再次作案，时间是3月2日晚上七点多。
受害人名叫吴云莺，是个四十岁的中年妇女，吴云莺自幼父母双亡，靠乞讨为生。八岁那年，被一个杂耍班子收留，因学会了不少技能，而成为这个草台班子的半根台柱子。十八岁那年，吴云莺被一个从南洋回粤拜祖访亲的华侨富商刘某看中，刘某跟班主商量，愿以八百大洋为吴赎身，却遭到拒绝。
刘某就此大怒，纠集了数十人把吴云莺抢走了，然后直接上船去了马来西亚，就这样，吴云莺做了比她大将近三十岁的刘某的第四房姨太太。她在吉隆坡一待十八年，1945年方才只身回广州定居。刘某去世之前，其巨额遗产分别由四个老婆及子女继承。吴云莺没有生育分得最少，但还是获得了在广州市区的一套住房、五千美金、两千大洋，加上她多年积攒的私房钱和珠宝首饰，在当时的广州生活的很不错。
未完待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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